中国画题款钤印有什么讲究

当今书画界乱题滥题、以字害画现象屡见不鲜


众所周知,题款和钤印,不仅能对中国画起到点题作用,还能丰富画面的意境,抒发作者的情思和艺术观点。明代沈灏在《画麈》中就说过:“题与画,互为注脚。”近日,广州美术学院教授、岭南画派代表人物陈金章直言不讳地指出,现在很多年轻国画家对题款和钤印一知半解,常常出现乱题滥题、以字害画的情况。那么,今天的国画家要怎样做才能达到诗书画印相生相谐的高度?有没有一定的规则可循?


张冠李戴式胡乱借用古人诗句


由于文化断层等原因,当代国画家大多离传统越来越远,在题款、钤印上错漏百出,不仅无法锦上添花,而且还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。


陈金章表示,现在很多年轻国画家喜欢在画作上乱题一气,还把字写得很大,严重破坏了画面的整体效果。“画面上有轻重缓急之分,题款和印章能起到平衡的作用,所以基本上每张画完成后,该在什么位置题款,是别无选择的。观众看的是画不是字,所以题款的字数要恰到好处。以前有些文人画题的字很多很大,那是跟画面相得益彰的。印章也同理,并非越大越好。像我的作品构图通常都很饱满,所以我的题款和钤印一般都比较小,避免喧宾夺主。很多年轻国画家的书法功底比较浅,题的字缺乏风骨,还夺了画面的气,画蛇添足。”


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也认为,当今画家在题字上喜欢追求流行书风,跟画面往往不搭调。同时他指出,现在很多国画作品在题款上缺乏文人趣味,要么很随便地题个穷款,盖个小印,要么就乱题一气。“乱题的情况有两种:一是题款的位置不合适,破坏画面和谐;一是文字内容上胡乱借用。古人题诗一般是‘我手写我口’,用诗歌来抒发作画时的心境、感悟,现在的国画家则往往只能借用前人的诗,有时就出现张冠李戴、文不达意的情况。”


著名国画家尚涛也谈到,有些画家缺乏古代文学修养,却动不动在题款上“之乎者也”一番,一看就是生拉硬拽。


那么,当代国画家怎样才能走出题款和钤印上的误区,重归正道呢?尚涛认为,国画除了展现人文精神,也具有审美特性,所以题款和钤印要增强画面的形式美。“首先必须注重书与画之间笔调的一致性,让画面看起来浑然天成。像徐渭画葡萄,用笔非常流畅,他题的字也都是行草,奔放洒脱;齐白石画画比较稳重,所以他题款不喜欢写行草,一笔一画很清楚。另外,印章可以调节画面的疏密,如果画作的某个位置需要加盖印章,颜色又不能太重,那就一定要舍白文用朱文。”


朱万章也强调朱文印和白文印的搭配多有讲究。“如果姓名印是朱文印,那闲章一般要用白文印。印泥的颜色通常有两种,一种鲜艳,一种偏于暗黄。古雅传统的画面,搭配暗黄的印泥,看起来比较协调;现代感很强或颜色艳丽的画面,则用朱红印泥更合适。”


尚涛认为,现代人耐不下心来细读画面上的长文,因此当下的国画创作跟传统文人画相比要有所偏离。他自己极少题长款,通常都是化用古诗词中的一个句子或拈出几个字,为画面增添意趣。譬如画牡丹,人们通常将其比喻为美人,尚涛因此想到了“倾城倾国”四个字;他画山顶上的鹰隼,会想起古书中“黄鹄之一举知山川之纡曲,再举知天地之方圆”之句,故而在画作底部题上了“睹天地之方圆”,寥寥几个字,鹰的尊贵感立即展现出来了。


在印章上,尚涛同样讲究意蕴。“我的画室比较宽敞,个人又特别喜欢陶渊明的‘纵浪大化里,不喜亦不惧’,因此我刻了一方印章叫‘大化室’。我还有一方印章是‘开辟鸿蒙’,借用了石涛‘一画收尽鸿蒙’和‘作辟混沌手’等精彩画论。”


不过画家要恰当地化用古诗词、典故,无疑需要高深的学养。看来,于国画家而言,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恐怕是永不过时的箴言。


中国画的题款,可分为上款与下款:题长篇大论的款识叫长款;下款一般为作者姓名和作画时间、地点等,而只题下款的叫穷款或单款。朱万章说,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出现题款和钤印的卷轴画,是隋代的《展子虔游春图》。“不过,即便到了宋代,中国画上的题款和钤印都相对简单。”


中国画到了元代,由于文人画的兴盛,画家们更加重视抒发自我的感受,于是出现了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态。除了姓名印,还用各类闲章来体现自己的艺术取向。这个时期,黄公望、倪云林、赵孟頫等都是代表人物。发展到明代中期的“吴门画派”,沈周、文征明、唐寅等人的题款更是臻于极致。到了清代,诗书画印相结合的传统进一步发扬,像吴昌硕,在作画时就充分考虑为题款让位。


古人的题款并非为了填补空白,而是力求诗书画印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,因此,题款的位置、字数、字体都有讲究,印章的大小、位置也非常注意。朱万章表示,工笔画上的题款,一般会较工整,但未必要用楷体,隶书篆书也可以;大写意作品一般则会用行书、行草。“古人的题款独立开来通常就是一件书法作品。虽然字写得比较随性,但在取势、结体上特别注重跟画面呼应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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