荆关董巨对张大千的绘画的影响

张大千大约在四十岁左右,将学习的重点由元、明、清转向唐、五代、宋。尤其敦煌礼之后,更坚定了他学习的方向。在诸多古代著名画家中,张大千尤为推崇的是荆浩、关全、董源、巨然四人。张大千之所以推崇荆浩、关全、董源、巨然是有原因的,他在《大风堂名迹》序言中说:“临川、衡阳二师所传石涛、渐江诸贤所作,上窥董巨,旁猎倪黄,莫不心摹手追,思通冥合。”张大千若想学习石涛绘画艺术,就必“上窥董巨,旁猎倪黄”。荆浩、关全、董源、巨然“辟六法之门庭,启后学之蒙聩”,为后世画人所顶礼膜拜。然而,由于张大千绘画理论和技艺的不断提高,对荆浩、关全、董源、巨然也大为“不恭”起来。他的这种转变为我们鉴定张大千不同时期的作品真伪增添了佐证。

荆浩为五代后梁人,他的山水可称唐末之冠,善画云中山,山顶四面峻厚。关全为五代人,善画山水,初师荆浩,刻意力学,寝食都废。上述二人真迹今已不见,见于记载的只是他们的绘画技法。张大千向二人学习的方法与向张僧繇学习一样,张僧繇为南朝梁人,年代更为久远,他的作品也无传世,张大千继承、发展的是张僧繇的没骨法。董源为五代南唐人,擅画山水,水墨类王维,设色如李思训。张大千早在二十八岁时就有《仿董源山水》,题道:“丙寅(1926年)十二月,晴窗日暖,戏拈董元笔法作此。大千居士张爱。”巨然为宋代僧人,攻画山水,祖述董源,皆臻妙理。这二人作品真迹尚有传世,如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董源《潇湘图》、上海博物馆的巨然《万壑松风图》等。张大千在中、晚年曾模仿董源、巨然的笔法作有许多作品,尤其是他购得董源《潇湘图》、《江堤晚景》(疑非董源手笔)、《风雨出蛰》(现不知下落)三图等后,“日久冥搜,画风变”。

张大千在与他人谈话时曾说:“对我国古代的山水画,我最佩服的是北宋四大家,即董源、巨然、李成、范宽,这几位大师的山水画,可称构图宏大,峰脉连绵,笔法豪放,气势幽远,不愧为山水画的百代宗师。”他在题画时也是这个观点。1946年,张大千在《拟董北苑万林奇峰图》中题道:“北苑画前不藉师资,后无复继踵,特开机轴,为千古正宗学者所遵之。”1949年,张大千在《仿董源华源仙馆图》中题道:“北苑《华源仙馆图》尝得赵文度临本,运笔清润,而乏俊气。北苑一种大而能秀气概,良不易学。予得《江堤晚景》、《潇湘图》后大悟笔法,遂作此幅。时己丑(1949年)重九后一日并记。张爱。”同年,他在《仿巨然江雨泊舟图》中题道:“昔人称吴仲圭师巨然得其笔,王叔明得其墨,予此纸以北苑《夏山图》笔法求之,所谓上昆仑寻河源也。”1950年,他在《大吉岭旅居书怀》中写道:“董巨呼能起,荆关画自奇。”同年,他在《仿董源江堤晚景图》中题道:“北苑《江堤晚景》人间第一,天上希有。庚寅(1950年)秋日,张爰缩临之,时在大吉岭。”1956年,他在《瑞士纪游》中写道:“荆关同一绝,峰壑各千秋”。然而也就在张大千五十岁左右时有了新的看法。他在1950年作的《秋山瀑布图》中题道:“久薄兰亭有凡骨,每憎俗恶累痴迂。略回旋转天钧手,唤得荆巨起坐隅。”他到了晚年更加直言不讳,他在1982年作的《青绿山水》中道:“董巨荆关迹已陈,别开新境与传神。千帆过尽江流去,阔浦遥山不见人。”同年,他在作的《庐山障子》中题道:“不师董巨不荆关,泼墨翻盆自笑顽。欲起坡翁横侧看,信知胸中有庐山。”更耐人寻味的是此诗为他最后的诗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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