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盂和笔筒

与书画家朝夕相伴的,除了笔、墨、纸、砚之外,还有两种文房用具也很重要,那就是水盂和笔筒。这两种器物不但为临池作画所需,如若选用得宜,还能给主人的书斋画室增添高雅之气。

水盂用于给砚池添水,多指敞口器具。另又有砚滴、书滴、水注、水丞、笔洗等名目,其作用与水盂大致相同,只是在形态上有腹大与腹小、有嘴与无嘴之分。水盂是随着笔墨的广泛使用而发展起来的,它的形制也有一个演化过程。初始只不过是小型的二系、四系陶罐,汉魏时由罐向盂演变;东晋时出现了蛙形盂、兔形盂、蒜头盂、瓜棱盂、圆盂、方盂、扁盂、深腹盂等等。唐宋时代,水盂、砚滴之类的使用已十分普遍。水孟、砚滴的材质,唐以前以青瓷居多,唐以后则有唐三彩、宋哥窑、汝窑等瓷,以及辽代黑白釉瓷和元明以后的青花、五彩等瓷。此外,还有铜质、玉质和石质的。宋龙大渊《古玉图谱》曾载有古代古玉卧瓜水注。《春渚纪闻》载:“古铜蟾蜍,章申公研滴也。每注水满中,置蜍研仄,不假人力而蜍口出泡,泡殒则滴水入研,已而复吐,腹空而止。米元章见而甚异之,求以古书博易,申公不许,后失之。”这蟾蜍形砚滴为铜质,注水后可自动流出,点点滴滴注入砚池,堪称奇宝。

水盂用材广泛,形制多样,洋洋大观,颇有情味。陶瓷、玉石、玻璃、景泰蓝、梨木、漆器,乃至绿松石、青田石、寿山石,诸质俱备。大者可怀抱,小者如指头,厚者像树桩。形态、色彩更是千变万化。人物诸相、走兽飞禽、瓜果植物、仿古器皿、现今名具,色色俱全。

笔筒早在战国时已出现。1954年6月湖南省文管会在长沙左家公山发现战国木椁墓,其中遗物有一支真正的毛笔,与笔同在一处的还有筒削、竹片和小竹筒各一。据考古学家推论,此套工具可能就是当时用于写字的全套设备,而其中的小竹筒就是作为盛笔之用。

笔筒多用竹、木、陶瓷制成,也有用玉石、树根、象牙等材质的。其造型多数为圆简形,也有器口为花、葵花、云头、卷书、八方、六方、四方等不同形态的。明清时代瓷制笔筒尚有不少流传于世,如青花瓷、粉彩瓷、青花加紫瓷、哥窑瓷、龙泉窑瓷、钧窑瓷等。笔筒虽是专用器物,但由于它多是瓷器,故其价值仍以瓷的优劣评定为准。木制笔筒以紫檀木、沉香木、黄花梨木、乌木、鸡翅木、楠木等为贵,尤其那些珍贵硬木且带雕刻的更是受到书画家和玩家的青睐。木笔筒讲究通体由一块整木挖雕而成,若是拼装、修补或底是后配补而堵上去的,就会降低其价值。其次要求简大帮厚,直径与筒高比例适当。
对雕花的笔筒,要讲究纹饰、布局和雕工。明代木雕大都简朴大方、花纹疏密有致,刀法也有神韵;清代则纹饰繁缛,追求精细,在厚重和意趣上不如明代。象牙、玉、石等雕刻笔简亦不乏精绝之品。如故宫博物院有一件牙雕花笔筒,整个筒身雕作一苍劲的老干形象,干枝上略点几朵梅花,整个作品古朴、凝炼,毫无浮华之气,堪为绝品。

文人书画家大多崇尚使用竹制笔筒。明代屠隆在《考槃余事·文房器具笺》里说:“湘竹为之,以紫檀、乌木棱口镶座为雅,余不入品。”竹制笔筒盛于明清时代,流行至今。对它既要注重竹质材料的优劣,也要看它的竹雕艺术。明清刻竹名家的作品如今很珍贵,如明代的李文甫、朱松邻等人的作品,清乾隆时内务府造办处为宫廷雕刻的竹制笔简,艺术价值都很高。江苏省博物馆有明代金陵派竹刻创始人濮仲谦竹刻“八仙过海”笔筒一件,上端云卷峭壁,与人、海相互辉映,显得浑然一体,人物衣褶,海潮波纹,简练清晰,给人一种蠕蠕欲动的感觉。故宫博物院有一件清代封锡爵竹雕“白菜”笔筒,构图巧妙,造型别致,整个笔筒雕成白菜状。

竹雕笔筒一般有三种雕做方式:一是用竹筒直接雕成,二是利用竹根做文章,三是用竹材拼制而成。另外还有翻簧、百宝嵌等更为复杂的工艺。玩家对笔筒的雕刻技巧和装饰手法要做细心观察,善于发现其主题内容、美学倾向和文化内蕴,真正辨别清楚其优劣和真伪。一件竹制笔筒,不管采用哪种做工,或是什么年代,只要能在作品中体现出高超的技艺,就有一定的保存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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